姚奠中艺术馆

Yao Dianzhong Art Gallery

殷殷师恩难以忘怀


世纪老人姚奠中的逝世,使国学界失去泰斗,书法界失去巨擘,后学失去了恩师。作为学生,面对他微笑的遗像,往事历历在目,涌上心头。


(一)


一九六〇年,我考入山西大学。那时姚奠中先生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,为我们教授古典文字。他的课是同学们最爱听的。因为他不仅有渊博的知识,流利的口才,而且有漂亮的板书。在讲唐诗宋词时,他总是先将要讲的诗用粉笔竖写在黑板上。苍劲的行书,得当的布局,黑底白字,犹如碑刻。而后边讲边用粉笔或点或划或圈,以此标明诗意、惊句和韵律。几句讲述,引人入胜,使同学们在欣赏诗词时,欣赏了书法,通过欣赏书法加深了对诗词的理解。


当时,我是班长,又特别酷爱书法,常常在家里看他写字,向他请教。一次他给“山大粮店”写牌子,我给他压纸研墨。他从笔筒中随手抽出一枝大楷笔,用牙轻轻咬开笔尖,在水里泡开,又将墨调得很淡,他说写牌子要用轮廓,能看清楚就行了,不需要浓墨书写。要不,写四个字得磨半天墨。那时正值极度困难时期,纸张十分紧缺,索性就写在发灰的有光纸上。虽然每个字只有碗口大,但十分清晰稳重。过了几天,四个字用红油漆描在白油漆刷过的木匾上。牌匾虽然不大,但字很有份量。


(二)


1961年国庆节,我与几位同学以校团委的名义策划了山西大学首届书画展。地址在教工俱乐部。当时参展的有著名书画家、学校教师赵钻之、杨秀珍、宋光祥等的作品。姚先生很支持这次活动,把他收藏的齐白石的作品也拿出来参展。为了使展览主题突出,避免平铺直叙,我们提议把十几张有光纸粘接到电影屏幕那么大,让姚先生写一首毛泽东的词《浣溪沙》“长夜难明赤县天……”这首词是写国庆的,内容很适合。我们把姚先生请到展览现场,在地上铺起一大片报纸,把接好的纸又铺在报纸上。姚先生拿着一枝斗笔,站在纸前端详好一会,头微微点着计算了一下字数和行数,将斗笔在我端着的墨汁盆里反复蘸着默不作声。片刻,他说:“开始吧。”边说边脱掉鞋子,直接立于纸上,弯腰疾书,每个字一尺来大,飞流直下,42个字一气呵成,章法布局得当,字意笔意表现得恰到好处,无败笔,无掉字,大气磅礴。围观的同学和老师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。姚先生席地书写毛泽东词的消息不胫而走,老师同学纷纷来参观,教育厅和文教部的领导也来到现场观赏。1996年,全国书法家在壶口举行笔会,以白的确良布作“纸”的30米长卷席地铺于岸东的石板上,姚先生首先开笔,写下了“河山壮丽”四个大榜书。我认识先生五十多年来,他仅仅这么写过两次。


(三)


在高中和大学一年级时,我常常写“仿笔体”,而且临摹得很像。同学和许多老师都夸奖我写得好。然而姚奠中先生却不这样看。1962年重阳节,迎泽公园举办菊花展览,同时在藏经楼里也有书家云集,以书以文会友。我和几位同学本来是去看热闹的,却被他们把我涌了进去“冒充写手”。我紧张极了,发抖的手拿起笔来写下“江山如此多娇”六个仿毛体字。山大艺术系的一位老教师听说是山大学生写的,专门找到我宿舍夸赞。可是,姚先生却把我叫到家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他说,你写得再像,最多是个“仿毛体”,你自己的东西呢?学习书法临摹是必要的,是基本功,但只摹一种不行,再好也不能成为家,必须取法乎上,转益多师。从此以后,我在原来初中写过隶书的基础上,又开始写隶书,经刘永德先生介绍在省博物馆买了《石门颂》和《曹全碑》,从这两种隶书字碑开始,广泛读临汉隶,旁及清隶。在学习汉隶和清隶的基础上,想做到谁的风格都不像,就是自己的。可以说,在习隶的过程中摇来摆去,一个阶段一个特点,有时过于柔,有事过于死。在1988年搞第一次展览时,姚先生同姚青苗、罗元贞教授前去观看。看完后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功力还不够。”2000年在晋祠展览时,先生偕师母专程前往。他看了我的隶书十六条屏《长恨歌》后,指出有的字不规范,我说邓石如就这样写。他说邓石如常写错字,不要认为是名家的都正确。后来他用四百字的稿纸每格一字写了一遍《长恨歌》给我,成为我学习的范本。


姚先生是位重视传统又敢于突破传统、不为名人所束缚的勇敢探索者。他常常鼓励我们学生要“追摹古人得高趣,别出心裁成一家。”


姚先生的教诲太多太多,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指路人。在他仙逝之时,谨以一副挽联表达哀悼之情:

奠礼祭仪闻鹤唳,吾失良师,叹百年博古希风,最忆章门抱志,兰亭享誉;

中庸大道仰龙吟,名归天宇,钦四绝诗书画印,尤崇儒业寄情,墨海究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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